皇都国际娱乐赌博
卷首语 万叶集 情感 皇都国际 流行 视野 成长
当前位置: 主页 > 青年文摘 > 皇都国际 > 如果让康熙皇帝说普通话

如果让康熙皇帝说普通话

时间:2017-05-31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清代的康熙皇帝无疑是屏幕上最重要的角色。人们熟悉的康熙皇帝,完全是一个高大威猛的帝王形象,却根本想不到,真实的康熙讲话很可能同赵本山一样,是一个操东北口音的皇帝,估计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。
  
  中国方言众多,如果用方言交流,跟“鸡同鸭讲”差不多。以前国家又没有推广普通话,怎么办?不急。以前虽然没有普通话,却有全国通用的官话。政府官员一般都讲官话。只是古代通讯交通均不发达,也没有广播电视,人们很少有学习通用语言的渠道,因此,各地方言的存在异常顽固,口音也非常浓重。所谓的“十里不同音”即是如此,翻过一座山可能彼此说话都无法听懂。方言口音各异,便导致各种沟通交流的不便,还会闹出诸多误会,甚至会影响到升学当官。
  
  柳宗元讲话要靠翻译
  
  自古以来,中国官场便有一种不得在籍贯、出生地为官的规定。此种规定也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,即古代官员与当地百姓常常因语言不通而无法正常开展工作。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在广西柳州做刺史时,对此就颇有感叹。他在《柳州峒氓》中写道:“郡城南下接通津,异服殊音不可亲。”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,他在柳州时,必须与当地少数民族打交道,以致“愁向公庭问重译”,重译即翻译,柳宗元为了正常开展工作,不得不在办公室内设立翻译一职。
  
  不仅柳宗元无法听懂当地方言,当地人也听不懂柳宗元讲话。柳宗元到了柳州,就如同身处异国他乡,如果没有翻译,根本无法与当地人对话,有些事情用手比画也说不清。说话用翻译,效率便大减。有时柳宗元审个案子,正常用一个时辰,用了翻译后,得审一天,柳宗元别提多郁闷了。
  
  说起来,柳宗元的老家本是山西运城,而他本人则是出生在京城长安,并长期在长安学习、工作。可以看出,柳宗元既懂山西话,又会当时的官话(相当于普通话)。按说,柳宗元的普通话应该很标准,顶多有些山西口音而已。但广西那时属烟瘴之地,极其封闭落后,很多少数民族连汉字都不认识,语言不通,用文字也无法沟通,搞得柳宗元常常抓耳挠腮,以头撞墙。
  
  康熙不说北京话
  
  清军入关十年后,康熙在北京出生,此时康熙的周围,也就是宫廷内都是说满语的。这些人全部是从辽宁迁移过来的,虽然满语不完全等同于东北话,但相似度非常高。而北京话在此时还没有真正形成,或是还没有真正产生影响力。可以想象,康熙的东北口音绝对比张学良还浓重。
  
  康熙的祖籍在如今辽宁省新宾县,这个地方属于抚顺,距离赵本山的老家铁岭直线距离只有100公里。康熙的口音不一定与赵本山相同,但相似度至少会在一半以上。从康熙批阅的奏折上也可看出一二。如“专治疟疾……连吃两服,可以出根”。这其中,“可以出根”实为“可以除根”,而东北话讲“除”就是第二声的“出”。还有,比如“解京又费一凡事,不如存库……”,这其中“费一凡事”,实为“费一番事”,用东北话讲“番”正是第二声的“凡”。
  
  后来,随着满汉语言的快速融合,以及汉臣的大幅增加,此时在民间形成的北京话才慢慢成为宫廷中的主要语言。但康熙年事已高,毕竟又是皇帝,不可能再学北京话。在电视剧《康熙王朝》中,最经典的一个情节就是康熙晚年训斥大臣,如果康熙满口东北话指点江山,想起来是不是很搞笑?
  
  曾国藩让人很郁闷
  
  作为晚清重臣,曾国藩对大清国的贡献可谓杠杠的。无论是谋略、学问,还是治军,或是做人,曾国藩都堪称“杰出典范”。但老曾的湖南口音过于浓重,很多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有些犯怵,尤其是他的弟子部下,领导的讲话听不清,又不敢多问,但不搞懂又恐办事有误,麻烦更大,搞得下属备受煎熬。
  
  李鸿章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弟子,有时二人也无话不谈,或是一同说笑。谈话间,老曾说了一句“冒得卵味啊”,李鸿章大惊,“卵味”?这不是下流的语言吗?老师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。李鸿章不明白,大胆求解,老曾哈哈大笑。原来,“冒得卵味”是湘乡话方言,翻译成普通话就是“没意思”。
  
 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,湘乡话在中国方言里极其难懂,甚至难过潮汕话和闽南话。他一直到23岁都没离开过湖南,可见他的口音会有多么重。吃辣椒的饮食习惯也造就了曾国藩敢言的性格。洪秀全起事后,曾国藩大胆上书咸丰皇帝,对年轻的咸丰帝不是批评就是抨击。为了达到情真意切的效果,老曾不仅写奏折,还要在上朝时说给咸丰听。这是诚心不给皇帝面子嘛。
  
 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,曾国藩也不管皇帝爱听不爱听,对着咸丰就是一顿猛批。老曾太激动,语速有点快,平时听惯北京话的咸丰很不习惯,要不断叫停,因为根本听不懂这个湖南蛮子在说什么。满朝文武想笑又不敢笑。曾国藩没办法,放慢语速,一字一句地说给咸丰听。结果,咸丰听懂了,也怒了,大声斥责曾国藩狂悖,非要军机处给老曾治罪。要不是大臣拦着,老曾脑袋非搬家不可。
  
  康梁事业很吃亏
  
  民间有句话,说,“千不怕万不怕,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。”在调侃之余,也确实道出了广东人普通话水平差的现实。清末有两位维新派领袖:康有为与梁启超,这两位广东老乡普通话也都不咋的,可谓半斤八两,两人在事业发展上也吃过普通话不好的亏。
  
  雍正年间,清政府开始向全国推广“正音书馆”,尤其是在福建、广东地区,要重点推广北京官话,也就是所谓的“普通话”。不会说普通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。如果康梁二人生在此时,想必普通话水平还是没有问题的。但康梁恰恰生于晚清,此时以北京官话正音的问题早已被荒废。
  
 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,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,都是珠三角地区,两地直线距离只有七八十公里。两人既是老乡,又是师徒,还是政治同盟,平时两人交流,用粤语酣畅淋漓。但二人走南闯北,传播先进思想,只能自学普通话,他们的“广味普通话”也是一大鲜明特色。
  
  最麻烦的是见皇帝。康有为到处讲,说光绪接见自己时,两人会谈了很久。这说法连《清史稿》都被忽悠了。不过,当时的刑部主事张元济又另有说法。他说,当时各大臣在外等候皇帝接见,康有为与荣禄大谈变法,荣禄听着直皱眉头,有些话根本听不懂。光绪单独接见大臣,其他人都有很长时间,唯独接见康有为,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。到底谈了什么,别人无从知道,但光绪后来还接见了梁启超,完全可以做个参照。
  
  梁启超见到光绪,也是推销自己的变法,但无奈光绪听着很费劲,只因梁启超说话发音严重不准,如将“考”说成“好”,将“高”说成“古”。有时梁启超讲一句,光绪还要问一句,甚至梁启超还要用手比画,或者还要用翻译。这情景,光绪的兴致早没了。但凡被皇帝接见后,按说都要赏个四品官,而梁启超只得到个六品顶戴。
  
  可见,变法也要学好普通话。  

推荐内容
热点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