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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廷的鸦片瘾

时间:2015-03-23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鸦片战争后,鸦片贸易和罂粟种植合法了。这时候,国内提倡以土抵洋,咸丰同治年间,各地广泛种植罂粟,与英国进行“鸦片战”。土药种植面积急剧扩大,1870年后土药总产量已经超过进口的洋药数量,吸食鸦片者的人数急剧增长。
  
  既然合法了,也就可以收税了。鸦片虽然不利于国民健康,但利于政府收入。进口的洋药,每年的税厘收入600万两银子,国产的土药的种种税捐,大概在2000余万两之上。这样的收入使任何禁烟的主张都不合时宜。驻英公使郭嵩焘于1877年连上两疏请求清廷禁烟,地方大员刘坤一就说,这个建议万不能行,以广东而论,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,哪有禁烟之后还收税厘的道理。这项巨款为接济京、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,从何设法弥缝?显然,郭嵩焘不当家不知米贵,而从事实际工作的刘坤一更清楚禁绝鸦片后收入减少带来的麻烦。
  
  到了清末,清朝对于鸦片的依赖更是严重,如同得了鸦片瘾。当时的新政、海军、警政、办学等等的经费中都有鸦片税收的成分。湖北枪炮厂的日常经费进账中有30%来自鸦片税,为慈禧庆寿的颐和园的建设资金也有鸦片税。20世纪初,对外庚子赔款、对内举行新政,清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。日本人研究后认为,清国岁入6种税收中,5项没有增加的空间,只有鸦片税还有潜力可挖。增加土药税成为当时解决财政危机的不二之选,内地18个省中,有15个省就打土药税的主意。说起来鸦片税的用处真是太多了。
  
  当时的进口鸦片税归中央,土药税厘归地方,因此,在围绕土药捐税方面,地方和朝廷就进行了一轮轮的博弈。中央想拿走那一块肥肉,而地方想尽办法予以抵制。在实行土膏统捐的时候,一些地方大员还想到了鸦片专卖,就是说,要像食盐一样由国家垄断鸦片、垄断价格、实行专卖。为此清廷还派人到印度等地考察鸦片专卖制度和效果。人们计算后认为,仅仅进口的洋药,专卖收益每年就可达3000万两。土药产量十几倍于洋药,专卖利益不可限量。1902年,法国人曾经希望包办中国鸦片专卖,代价是2000万两;德国人也在打承包鸦片专卖的主意。地方政府也想到专卖的好处,大力鼓吹、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。
  
 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就国产鸦片的税捐讨价还价的时候,要求禁烟的声音也日趋强大。鸦片上瘾对国民健康的损害,中国人被讥为东亚病夫给人们造成的民族自尊心的创伤,等等原因,使得清政府中的一些人士和社会舆论强烈反对鸦片。美国等国际社会也宣传禁绝鸦片,给清政府增加压力。就连输出鸦片的英国,其《泰晤士报》也对中国的禁烟运动表示支持。有识之士认为,中国要走向文明社会,非禁止鸦片不可。甚至有舆论认为禁绝鸦片是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,而当时清朝政府正在向国际社会作出实行宪政、融入国际社会的姿态和努力,万国禁烟会也将于1909年在上海举行。受到内外压力的清政府,终于在1906年痛下决心,要求全面禁烟。
  
  清廷本来已经对于鸦片依赖日深、严重上瘾,他们没有想到禁绝鸦片一定会使清廷毒瘾发作而痛苦万端。
  
  禁绝鸦片,清廷本来要求期限9年,但各地都有急躁心理,纷纷把期限缩短为3年。鸦片税收占清廷财政总收入的10%左右,清廷于是出台新的举措予以弥补。
  
  清政府决定引进西方的印花税。但1909年全面实施后,收上来的很少;清廷又实行盐斤加价,就是食盐涨价。有的地方一斤加2文(一文钱大概相当于今天两三毛钱的购买力),有的地方一斤加4文。后来终于失控,有的地方实际加价到106文,有些地方的盐价涨价十几二十倍,终于逼得穷人吃不起盐。盐斤加价得到500万两的收入,但是仍不能弥补亏空。
  
  清政府失去财政收入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禁烟还激化了社会矛盾。官府强力铲除曾经是官府大力提倡种植的烟农的罂粟,结果激起民变。官府又采取血腥武力镇压的立场,大量靠贩运鸦片谋生的各类商人甚至官员也受到严重影响,他们也加入到抗议者之中。
  
  禁绝鸦片本来是一件大好事,没有想到却让清政府引火烧身。民国年间成书的《涪陵县续修涪陵志》认为,清末新政后,海关痛失鸦片税厘,左支右绌,加速了清王朝的垮塌。这种见解或许是对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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