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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的诚实容易丢失

时间:2014-11-25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作为一个人的美德,诚实在国人的心中是挂着金牌的冠军,可如今我们的诚实总是容易丢失。北岛说,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老夫我说,撒谎是成功者的入场券,诚实是倒霉者的判决书。先别“高尚者的墓志铭”了,眼下咱离高尚那个地界还远呢,连诚实都做不到,说高尚就是虚伪了。
  
  在儒家文化滋养大的国人心中,我们从来都是一个诚实守信的民族。皇帝说,我一言九鼎;君子说,我一言既出,驷马难追;老百姓说,我吐口唾沫也是钉。在这样的国度里本该是找一个不诚实的人都难的,可事实并不如此。掌控了皇权的赵高当着皇上与满朝文武百官的面,就“指鹿为马”,瞪着眼睛说瞎话,不诚实到了死不要脸的份儿上了,你又奈我何?儒家君子编造的“内圣外王”美化皇权的谎言更是没几句真话,僧侣们“酒肉穿肠过,佛祖心中留”的信条,连他自己都不相信,于是老百姓也学会了当面喊万岁,背后骂皇帝。这哪还有个诚实的人呀,因为人们都知道虚伪没风险,诚实了有亏吃,
  
  我们难道不恶心自己如此的不诚实吗?不会的,我们为自己的不诚实找到了充足的理由。那就是要看对待谁,对待皇帝臣子要诚实,不能不忠,对待父母子女要诚实,不能不孝,对待朋友要诚实,不能不信。可对待我们的敌人呢?就不存在诚实守信之说了。特别是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之中,更不能要诚信,只需谋略。我们的“三十六计诱敌,七十二招制胜”就没一句是诚实的话,却被奉为“国学经典”。
  
  那么,谁是我们的朋友,谁是我们的敌人呢?这个尺度是不是就无法制定了呢?不是的,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评判标准。我们很容易把不是我们的共同利益者都看成“敌人”,只有内部的同伙、同党才可讲诚实。今天你是我的皇帝,或许明天我就革命了,舍得一身剐,敢把皇帝拉下马,再与你讲诚实那就是我太傻。看错了对象,讲了诚实,就会有血的代价。战争年代是这样,经济时代也是这样。当上级派来了检查团,作为被检查的下级就要一起“不诚实”,如果哪个员工对检查团诚实做人了,讲出真话,他就是“败类”,是要被扫地出门的。如果我们作为上级去检查下级时,下级单位某个人不撒谎,说真话,他就是诚实的。诚实不诚实的标准就是看“对方是谁”。今天你是我的同伙,我就诚实对你,明天你是我的竞争对手,我就得多个心眼,算计算计。我们总是在翻脸和不翻脸之间认定你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“敌人”,所以也就在转瞬之间决定讲诚实还是不讲诚实。
  
  西方的诚实观就不同了,西方的信仰要求诚实是不讲条件的绝对化,但不想说的就可以不说,对方也不能强迫(因为以强权威逼容易使人说假话),这才能确保绝对诚信在现实社会中能够实现。比如有一条著名的西方外交原则——“可以巧言掩饰,而不可故意欺骗”,就是说你可以被动扯淡,但不能故意撒谎。否则,就是与根本的信仰道德观冲突的,第一种行为被视为“合理的无奈”并有技巧性讲究,第二种行为则被视为卑鄙,是违反了信仰的恶劣行为,从而就引发了以“隐私权”来维护“绝对诚信”的本身。“捍卫隐私是为了绝对诚信”的现实能够实现,这是西方人的信仰与道德的实质。
  
  我们不会用隐私权保护自己,一旦完全诚实起来,有时就是幼稚了。当自己面对世界时,先把所有人都看成不能诚实对待的人,你才算是一个成熟的人。对任何人、任何团伙、任何组织,我们不敢诚实,因为谁诚实谁就容易遭到误解引来横祸,彭德怀当年在庐山诚实地说真话,就遭到批判。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凡是诚实讲真话的都倒了大霉,诚实也就成了倒霉者的判决书了。
  
  当下是没了政治斗争,但还有权力相争、利益之争、商业竞争,在这些相争之事面前,我们还缺少横杆面前人人平等的“阳光机制”,那么,诚实就不如谋略有力了。看来诚实不诚实很关键的是要先打造让诚实者不吃亏、不遭罪的机制,否则谁都会见风使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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