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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递生命最后的礼物

时间:2014-12-14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在过去10年里,下岗工人老赵平均每个月都要送走一位死者。他随身总是装着一朵白花,以备送别之用。
  
  67岁的赵永华已将116人的遗体抬上汽车,送进了天津医科大学的解剖楼里。他确切地知道,总有一天,自己也将躺着进入那幢灰色建筑物,成为学生们解剖刀下的对象。人们会在胸前戴上一模一样的白花来送他。
  
  届时,老赵的双眼里那层透明的角膜首先会被取下,拯救两位失明者。他扒开自己的眼角,比划着说,“一个人,给俩人”。
  
  截至2012年清明节,天津有据可查的遗体捐献者已有355人,将近1/3是赵永华经手的。
  
  他记得很清楚,2002年3月31日那天,他和妻子孙秀兰办完无偿捐献遗体的法律手续,就在自家门口钉了一个牌子,“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”,家庭电话成了“捐献热线”。
  
  起初,赵永华有点不乐意走进阴暗的解剖楼。“放死人的地方——(要是)放元宝的地方咱可以开开眼!”现在,半夜他也毫不怯场。
  
  有一年除夕,他是在天津市河北区一家殡仪馆的太平间里度过的。那个夜晚的气氛,让他想起了《聊斋志异》里“画皮”之类的鬼故事。当时,4个活人守着11个死人。殡仪馆的看门人喝起了酒,窗外烟花爆竹好不热闹。
  
  下岗前的天津市机械链条厂经营科科长赵永华长期不知道什么是“遗体捐献”。还是1998年,孙秀兰从报上学到的字眼。她对丈夫说:“捐了遗体,多省事儿啊!给孩子们省了大事儿了。”
  
  赵永华感到奇怪:“妇科检查你都不乐意去,你怎么遗体捐献反而带了头了?”
  
  一对儿女则激烈反对——“你们死了不管了,大爷舅舅们说我们把爸爸妈妈捐献了,大卸八块了,那么不孝顺”。
  
  4年以后,子女才答应在他们的遗体捐献申请表上签字。
  
  他们没法不同意——父母已经干了不少“傻”事。
  
  赵永华夫妇从1993年成为志愿者。那一年,48岁的赵永华下岗回家。不久之后,孙秀兰厂内退休,月收入420元,养活一家6口。
  
  但他们拒绝申请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。赵永华宁可每天出门去捡饮料瓶卖钱。为了省钱,夫妻二人相互理发。
  
  “我们是工人,能拉下脸来。”赵永华说。
  
  在这种窘境下,他们还将自家电话设为“家庭扶老帮办热线”,尽量帮助弱势老人。
  
  拨通这条热线的,“什么人都有”。最早本社区较多,如今连山西、内蒙、河北等外地也有。外地有位老干部,退休后门可罗雀,感到孤独,时常打来电话聊天。
  
  这些年里,赵永华夫妇还赡养了11位无依无靠的老人,为其中的5位送终。
  
  起初,他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住,房子太小,就出钱把老人送到养老院。
  
  还有一对小两口上门来请赵永华给家里老人“做工作”。他们一家四口住在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,嫌挤,摩擦不断。
  
  小两口原本以为热线电话的这边是个气派的政府调解部门,步入昏暗的墙皮剥落的楼道后,狐疑地问赵永华:“我们没走错吧?”
  
  在这间位于城市边缘、只有3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,两个牢骚满腹的年轻人只坐了一会儿,连话都没怎么说,走了。
  
  就跟上班一样,赵永华几乎每天早晨7时左右出门,从家里带好饭菜,骑车在天津转悠,一天少说要骑40公里,挨个看望老人。这些年,自行车他丢了几十辆。
  
  他去老人院服务,不是像一些学生那样,把老人叫醒,“奶奶你起来我给你唱个歌”,而是带着自己的孙女,“看奶奶爷爷去”。每逢过年,他专找那些没人理睬、趴在窗户上看别人放爆竹的老人,接到自己家里吃饺子。
  
  赵永华做遗体捐献志愿者之后,老人们问他忙什么,他就顺便介绍一下。他说,以前遗体“让虫子给啃了吃了”,现在送到医学院,“给孩子们做标本”,这个有价值。很多老人动了心。
  
  不过,他从不在人们病危的时候跑去谈遗体捐献。那就“晚八春了”,他说。
  
  他平时热心助老,像“走亲戚”一样交往,“人心换人心”,但坚决反对劝捐。因为,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“入土为安”,“你去劝了,人家家里回头打起来了。你不能去劝人家,你只能跟人家说好处”。
  
  谈到“好处”,他总是用浓重的天津卫口音强调:“大家都去买墓地,地底下都是洋灰坨子。咱们天津市喊着要建成大花园,你不重视这个,迟早就是个大墓地!”
  
  有时,他会形容,人死了,“这摊臭肉污染环境,遗体捐献是变废为宝”。
  
  为了描述角膜移植如何给人带来光明,他伸出手指在人眼前晃来晃去:“十来分钟就移植上了;盲人就看见了,说‘五个手指头、四个手指头’,多好的事儿!”
  
  虽然总是见证死别,但这么多年来,他从没为谁掉过眼泪。
  
  接送死者后半夜独自回家的路上,赵永华会在心里琢磨:“挺好的一个人死了。”“最后我归结到一点——又一位高尚的人。”
  
  他总觉得,捐献者就在天上看着自己,自己不能泄气,必须越做越好。“假如说真有下面,等将来我死了,对不起那些先走的,在那边见面了,人家说,‘老赵你骗了我’,‘老赵你也来了,我跟你谈谈心吧,这几年你不行啊,我们上当了’——我们别叫人埋怨。”
  
  这些年来,他“耳朵里不好听的话都灌满了”。有亲戚说他们“有病”,嘲笑孙秀兰“黄瓜买弯的,西红柿买裂口的,辣子买黏糊的”。
  
  孙秀兰格外俭省。她习惯去早市买前一天剩下的便宜菜。包顿饺子也要算计:白菜价贵的时候,包饺子一棵白菜3元钱,不如买一元钱5斤的胡萝卜,能吃两回。
  
  这对夫妇近20年没置办过新衣。如今,他们全身几乎都是死者穿过的旧衣。家属们知道他们不忌讳,衣服、被褥一送就好几包。
  
  他觉得,自己与这些捐献者,生前是朋友,生病时自己去照顾过,去世后自己亲手把他们送走,“分不开了”。
  
  抬遗体的时候,这个1。65米的小个子习惯扶着死者头部,那通常是长子的位置。他以此表达敬意。
  
  赵永华只有一套新衣。他从国务院副总理手里领过“爱心捐助奖”。为了领奖,外甥女给他买了一套西装。从此一有应酬他就穿上,脏了也舍不得洗,衣服变得油亮油亮的。妻子开玩笑说:“下雨出去穿,正好当雨衣。”
  
  老赵家的宝贝全在卧室。那里并排存着大约40个文件夹,里面是他这些年做的各类事情的记录。譬如,帮谁取了汇款,给谁买了尿不湿;62岁孤独老人在电话里托他帮忙找个伴,“男女都可”;或是有意捐献的人又来电话说,“儿子不同意捐”。
  
  甚至,自称忙于生意的陌生人,希望通过老赵找人帮忙“搞家里卫生”。
  
  只有小学文凭的赵永华写字极为工整,尽管里面别字不少,诸如“取缔”写成“去蹄”。
  
  他的脾气并不像他的笔迹那样圆润。常年跟红十字会、公证处、医科大学等许多单位打交道。他摔过领导的电话,批评“要不你们别坐这椅子上”。为了给遗体捐献者免除公证费,他“串门一样”天天去争取。这项200元的费用免了以后,他像打了胜仗。
  
  多数时候,老赵和和气气地跟这些部门打交道。“他们态度好不好跟我没嘛关系——我就拿他们当一部机器”。
  
  这个小学毕业生曾应邀去大学里给学生讲课,讲生命的意义。他被尊称“赵老师”。
  
  他也曾把一个打算“不让天安门升旗”的老上访户劝回了家,秘诀在于:“我不是这个党员、那个代表,我嘛都不是,我跟你一样。”
  
  在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成员刘慧梅眼里,赵永华“比党员还党员”。
  
 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五年规划向公众征集建议,290多条整理成册的建议中,署名“赵永华”的有7条。在他看来,这是“玩儿”,也是尽“公民的责任”。他热心很多公益事,有一次,手术没多久的他插着尿管,把尿袋缝在裤子里,参加活动。
  
  不进祖坟的决定,赵永华还没告诉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老家的亲戚们。他说,不知情的亲戚也许会以为他在哪儿“被枪毙了”,回不来了。
  
  对于儿孙,他表示“没嘛可留的”。眼下,他教孙女每天捐一块钱,“养成一种生活习惯”。包括他在内,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捐款计划。
  
  他知道自己将被解剖,什么都不会留下。天长日久泡着药水,皮肤会从浅黄变成深褐色。他还听说,自己的胳膊也许会跟别人的腿混在一起,难分彼此。
  
  赵永华心平气和地等待那一天的来临。“我就乐乐呵呵,今天我起来了,我就干。明天人家没看见我,说老赵怎么没来呢——死啦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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